史探径：《社会法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版。

恢复性司法虽然强调发挥双方当事人的决定作用，但并不是将恢复性司法完全作为私人之间的事务。格里菲斯认为，帕克的两种刑事诉讼理论模式其实是同一诉讼模式中处于紧张状态的两个方面而已，即都属于争斗模式的两个侧面。

三是缓解被害人一被告人关系成效显著。正义是恢复性司法的当然价值追求，但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帕克本人也认为，自己所讨论的诉讼模式实际上是国家与被告之间所进行的一场较量，其两种对立模式表现在对抗性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可以说，在刑事司法程序中，被害人应该得到的权利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应该得到修复的创伤得不到修复，结果是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正是由于恢复性司法所体现的尊重和修复价值，近年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高度关注和大力推荐恢复性司法项目。

三、尊重价值和修复价值—基于恢复性司法诉讼模式之角度分析在传统刑事司法模式下，施行国家追诉主义，犯罪人被动地接受国家审判的结果，由此，刑罚权的实现就意味着社会正义的实现。同时，刑事被害人处在被遗忘的角落，其只能被动接受国家对犯罪人处理的结果。在机理上，追求事实与规范之间的逻辑关联性，强化推理的过程性与周延度、以理服人。

就司法而言，陈述判决理由是公平的精髓。为此，应当根据《人民调解法》这一上位法从制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两个层面人手，因地制宜地进行细化规范，强化非司法调解的法律效力。[7][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再则，它具有预防性与和谐性。

这不仅是一个学术的共识，而且应当予以制度化、规范化。因为，司法调解在本质上是商谈理论的法律实践形式之一，做出和兑现有关命题的合理共识之诺言的是理论商谈，而做出和兑现有关规范的合理共识之诺言的是实践商谈。

但是，单纯的独立的程序正义不应仅仅囿于西方那种看得见的正义，还应当在看得见的基础上使法律行为人看得懂和看得透，从而达到最佳的认同效应。走出听证制度的误区，实现听证的普遍化与规范化。这一标准又可拆分为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两个次级标准，而直接物质上的满意度又可分解为土地补偿、劳动权与地上附着物补偿[14]之认同度三个具体参数，间接精神利益则可分解为生活习惯与生活便利影响两个具体参数。有一部分基本合理，合理的部分就做，办不到的要解释。

二是如何对待非司法调解？非司法调解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应如何发掘？从本质上看，非司法调解是社会组织体自我维系与自我修复的有效方式，具有类似于环境的自净价值意义。之所以将这种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称为大调解，是因为其整合调解资源的力度之大，调处矛盾类型的范围之大，推进建设覆盖的范围之大，以及采纳运用时间的跨度之大。综合调解更应联合公检法司与社会组织诸种力量，集中处理重大社会矛盾，其处理结果又能够成为其他调解机构参考的政策性依据，避免不同调解机构在重大社会问题上出现调解结果的明显差异。风险评估法律机制的建构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风险评估机制必须法定化。

司法权作为一种判断权，其公正性是以全体剧中人相互交涉的程度、范围与质量为基调的。因为法理交流应当是双向多元的，释法说理的过程不只是自上而下的命令，民众也不只是被动的受众，而应当是在打破话语霸权前提下的平等交流和在相互制约下的理性言说。

这里只是在宏观上确定了司法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对调解委员会分别进行行政和业务双重指导的组织构架。调解通过重新划定引起矛盾的各方利益的合理界限，最终使受到侵害的权利得以归复，从而区别于和稀泥和应付式执法。

[1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26]参见滕世华：《公共治理理论及其引发的变革》，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司法裁判与调解用语既要符合法律规范与法律专业的要求，又不可晦涩难懂，而应当明确、通俗、易于理解，使当事人能够看懂在程序推进过程中如何实现正义。从法律价值上讲，调解的核心价值在于秩序，而司法的最核心价值在于正义。在这一抽象性法律原则下，必须着力解决好下述问题：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指导的原则与方式、范围与手段究竟有哪些？人民法院与调解委员会之间的权力／权利配置与指导／协作模式以及具体操作机制究竟如何构建？两者之间的关联度与关联程序与效力究竟如何确立？这是在该法中没有具体规定而在调解实践中又不可回避、亟待解决的前提性问题。注释:[1]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2009年中国人均GDP为4909美元。

其实，要社会矛盾化解，仅仅强调司法调解还远远不够，要构建大调解的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具体包括司法调解、社会调解、行政调解、综合调解四个层次。[23]在法律实施中，公权力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互动应当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之下，重心在于权利本位而非权力本位。

为此，要弥合决策层掌握的民意与真实的民意之间、决策层听到的民声与实际的民声之间可能出现的裂缝，构建平等的信息交换和利益表达机制。在征地纠纷社会风险评估标准构建中，相关次级标准和具体指标参数可分解为：第一，主观标准：被征土地使用权人可能获得补偿的满意度。

孟德斯鸠曾言：一个良好的立法者关心预防犯罪，多于惩罚犯罪，注意激励良好的风俗，多于施用刑罚。而法治下的行政在本质上是一个对话与互动的过程，如美国于1946年制订的《联邦行政程序法》明文规定了联邦行政机构在行使制规（Rule making）和裁决（Adjudication）权力时所必须提供的公共信息（public information），包括对各行政机构的组织、职能与程序所要求的描述、行政决定的程序与实体规则、机构所采取的政策及其解释、以及争议终审裁决中的多数与少数意见等。

而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协议书并无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15]非经风险评估，任何决策不得实施、任何项目不得上马。此所谓三位一体的程序正义新思维。因此，司法调解应该有一个刻度和限度，而不能毫无节制甚或被当做司法行为之优劣评价标准。

从法哲学的角度看，法律具有双重的功能，既能对已经发生的事态作出评判和处断，又可对尚未发生的事态进行预防与防范。其三，社会风险评估是一道必经的法定程序而非选择性事项。

说理的过程与结论必须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否则势必导致暗箱操作。[20]前注[19]，[挪威]哈罗德·格里门书，第135页。

中国法学界和实务界对情理法的关系早有精辟论述，但对其沟通机理的研究却不甚了了。四、在程序理念创新下构建协作型法律实施关系模式任何正义的实现都不能无视程序，程序与实体一样也具有实质意义而非仅有工具性价值。

依司法权特质区隔司法调解与非司法调解以优化法律判断路径。根据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既可以设立单独的风险评估中心，也可以在现有的项目主管职能部门内部增加风险评估这一特别的新型职责。[8][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193页。以法律功能二元论为导引创设社会风险评估法律体系。

释法说理机制最终的结果是使当事人知晓公共权力行为的依据与理由以及其结论形成的逻辑理路，如果不告知受影响的当事方并向社会公开，便无法获得当事方的认同，也难以得到社会大众的理解，更不利于接受社会的监督。就司法本质特征与形式要件分析，司法对社会正义的实现主要仰仗于一套完整规范的程序与专业精致的技艺，所以，对社会矛盾的调处，不可只局限于司法调解，而是应当因时制宜、分类处理，在不同时期对调判关系进行不同定位并及时进行调整，比如在社会矛盾激化与尖锐期，就可以强调调解优先。

然而，对综合治理的学术阐释，法理学却退场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法院在从事司法调解的同时，对社会调解承担业务指导的职能，还可以将部分民事纠纷和轻伤害案件，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社会调解。

可见，信息系统的置放范围、比例选择、接受方法或所提供的表达方式是否具有代表性、民意性、公共性与科学性，就成为利益表达与信息交流成功与否的关键。风险评估的类型除了可以通过GDP和成本效率量化表示的经济风险外，还应当着重包括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社会风险、导致国家权力合法性危机的政治风险和影响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形象的国际风险三大类。